秦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遇见了一位彻底改变其命运的人物。二十余年间配资炒股查询，商鞅对秦国进行了深刻的改革，从根本上强化了国家的实力，奠定了秦国崛起的坚实基础。
随着秦孝公去世，继任的秦惠文王走上了历史舞台。他与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联手，组成了战国版的“黄金搭档”，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展开博弈。
张仪作为“合纵连横”战略的重要代表人物，在战国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然而，本文的焦点并非张仪，关于他的故事我们留待下一篇详细叙述。
今天的重点，是围绕一幅崭新的战略地图——巴蜀地区展开。
公元前316年，秦惠文王正主持一场意义非凡的决策会议。桌上放着两则极为关键的情报，等待他权衡抉择。
第一条消息传来：西南的巴蜀地区爆发战事，苴国与蜀国激烈交战。双方均派使者到秦国，希望获得秦国的支持，借助外援击败对方。
那么此时的巴蜀究竟是什么局面呢？一张地图足以说明一切：
巴蜀此刻形势如同一场简化版的三足鼎立。蜀国控制着西川，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；巴国占据东川地区，约当今重庆一带；而北部的苴国领地最小，主要分布在汉中西部附近。
展开剩余88%从历史渊源来看，苴国本是蜀国分裂出来的一部分。起初亲缘关系密切，但时间推移，双方关系破裂，反目成仇。
苴国实力较弱，便希望依赖秦国撑腰：“老秦，我给你开路，你帮我收拾蜀国。”
而蜀国也清楚秦国的强悍，便同样派出使者表示：“秦哥，这点小事你别插手，我先解决苴国，咱们依然是好朋友。”
对秦国而言，巴蜀并非全新领域。早在春秋时期，秦穆公因东进之路被晋国阻挡，不得不西向扩张，拓展疆土千里，赢得了“西霸”的美誉。
当时秦穆公曾考虑南下，跨越秦岭，拿下汉中，伺机进一步入侵巴蜀。但这计划因其去世而搁浅，随后秦国进入低谷，南征计划停摆。
如今，商鞅的变法使秦国焕发新生，精力充沛，势必要施展拳脚。秦惠文王也拥有了推动南方战略的动力和能力。
第二条消息则更为紧迫：韩国入侵秦国。
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中记载：“而韩又来侵秦。”
没错，就是那个在七雄中排名靠后的韩国竟然敢向秦国挑衅！若不了解前因后果，真让人怀疑韩宣王是不是喝多了。
但了解过去两年秦国遭遇的挫折，就不会感到意外。
公元前318年，在魏国公孙衍的号召下，赵、魏、韩、燕、楚五国联合攻秦，双方在函谷关展开惨烈战役。
此时秦军主力东线作战，西边的义渠趁机大败秦军，使秦国被迫与联军议和。
不过次年，秦国迅速调整，重创韩魏联军，斩获八万两千敌军。
由此可见，当时正是合纵连横双方势力此消彼长，韩国背后有合纵联盟撑腰，自然胆子大增，公元前316年来找秦国麻烦。
面对局势，秦惠文王陷入两难：先解决东面韩国威胁，还是先开拓南方巴蜀？
经历过腹背受敌的教训，秦惠文王犹豫不决。
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记载：“秦惠王欲先伐韩，后伐蜀，恐不利；欲先伐蜀，恐韩袭秦之弊。犹豫未能决。”
如果先打东面，南方良机恐怕错失；若先南征巴蜀，路途遥远，动辄一年半载，万一战事拖延，东面再起风波，就会两面受敌。
重大抉择难下时，最明智的做法是召集核心谋士开会，广纳众言。
此时，惠文王麾下文臣武将分成两派：一派以张仪为代表，主张先击韩国；另一派则由司马错领衔，坚持优先南下巴蜀。
惠文王说：“既然你们各持己见，都说说理由。”
这场辩论，《史记》记载详尽精彩。我们先来看张仪的主张：
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什谷之口，当屯留之道，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秦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诛周王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能救，九鼎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案图籍，挟天子以令於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”
张仪提出一个极具创意的策略——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即利用周天子的名义，统一诸侯国。
他的计划是向东攻占新城和宜阳，打开通向周天子封邑的通路，借此威逼群雄。
至于巴蜀，则不值得秦国费心。
张仪是魏国出身，其观点深受中原文化影响。中原地区长期是经济文化中心，中原人士自带优越感，重视中原事务，轻视边陲地区。
战国时能自称中原的国家寥寥无几，晋国解体后，魏、韩、齐、鲁、宋算是“中原圈”成员。
而北方的燕赵被视为苦寒之地，南方的楚国春秋战国间拼命向北扩张，才算勉强进入中原圈。
秦国则长期被中原视为边缘弱国，连统一六国后，这种偏见依然存在。
更别提遥远的巴蜀了，中原士人眼中那是“老少边穷”之地，地理位置模糊，鲜少关注。
因此张仪坚持先攻韩国，既合情合理，也符合他个人的政治舞台需求。正如他说，“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”，才华横溢者需找对平台施展。
然而张仪方案虽对他个人最优，却不必然是秦国最佳选择。
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能否成功？笔者判断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当时周天子的权威远不及五百多年后的汉献帝。
不过，张仪已是秦国文臣首席，除非有更好方案，惠文王很可能采纳。
故事发展到此，通常编剧会设转折，历史也如此。
此时，一位坚定反对者站了出来——本文主角司马错。
关于司马错，史料稀少，生卒年月不详，只知他是地地道道的秦国少梁人。
他有个更著名的后代——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。
史书称司马错后来任国尉，但这次会议时他具体职务未详。能参与国君战略会商，地位至少相当副总。
从他与张仪针锋相对可见，是惠文王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。
为何称他青年？因四十年后公元前280年，司马错仍领军南征，可见当时应为年轻将才。
司马错的观点与张仪截然不同，他主张优先攻占巴蜀。
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记载其陈词：“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，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原先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僻之国也。而戎翟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。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，不伤众而彼已服焉。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，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，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”
司马错提出三个关键论点：
第一，国家要富强必须扩展土地，土地决定粮食产出和人口，人口关系兵力强弱。
第二，巴蜀虽偏远，但若攻下，可大幅增加国土资源，富民强兵，且对秦国极为有利。
第三，巴蜀内乱已成桀纣之乱象，秦国出兵名正言顺，且不会招致其他大国干预，利国利民。
他强调这次机会难得，苴国主动示好，秦国应把握时机，迅速行动。
相比之下，向东中原进攻机会虽多，但巴蜀机会难得，失之则无。
为什么攻打巴蜀难度不小？下回揭晓。
细品司马错这番陈述，逻辑严密，从国家长远利益、外交局势到战略机遇，尽显卓越视野。
若不看名字，真以为是韩信等中国史上顶级名将所言。
这显示了司马错被严重低估的战略眼光。
秦惠文王听完司马错慷慨陈词，当即表示赞同：“有道理！”
最终决策明确，秦国将南下巴蜀。
既然司马错是该战略支持者，自然由他担此重任。
没想到他一去再创惊喜。
究竟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司马错还有哪些被忽略的才能？
敬请期待下集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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